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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昱cn的医学人文-法律与伦理

从“生物性医疗”到“人的医疗”再升华到“艺术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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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教授。特聘教授。生命法与伦理中心主任。医学、法学、哲学专业背景。著有《器官移植立法研究》、《医疗的人文性——法律及伦理之视角》。近期听闻接连的伤医事件,震惊与心痛,很多话如哽在喉。深感以理性的交流获得理性的理解和回应是医学人文工作者的责任,因此开此博客。一点推力一点火光或还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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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二十四)落实医学人文教育——重塑医患之间的诚信纽带  

2013-11-21 16:09:17|  分类: 呼唤理性医患关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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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二十四)落实医学人文教育——重塑医患之间的诚信纽带

 蔡昱

摘自《医学的人文性——法律及伦理之视角》,天津科技出版社,2009:57-62

 

    近年来,随着经济介入医疗之逐渐深刻和医生职业道德的急速下滑,医疗活动中医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事件屡屡发生,致使医患之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下的基本信任渐渐消弭,医患纠纷逐年增加。这对医方、患者、社会来讲都不得不说是一种负面冲击和不必要的精神兼物质的成本耗损。于是,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法律和政策,希望诉诸这样的努力可以重现医患之间曾经辉煌的“善”与“信”。然而,散发人文光彩的医事法和医疗政策只是慈爱人、关照人、提升人之人性医疗的外部条件,更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当属从事医疗实践的人了!

一、呼唤作为社会学者的医生

    毋庸置疑,医务工作者作为临床实践和医疗研究的实施者,在医疗的人文复归、重塑医患关系信赖纽带中起着基础与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没有具有人文精神的医务工作者,则医疗活动必然是无人和无视人的。近代医疗科技与人文精神分裂对立的根本原因与具体体现便是医务工作者自身医疗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裂。因此,医疗的危机本质上是医务工作者素质的危机。在医疗危机的突围中,医务工作者必须完成自身医疗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统一融合,于人文知识中反思、提炼与升华出对人之个体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以及人类群体存在与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苏格拉底说,“善是知识”,而“医疗行善”所需的知识,必是“医疗知识”与“人文知识”之结合。于是,医学教育的宗旨就应该是培养人文知识与医疗知识兼备的医疗人才;培养既体现从医疗知识中酝酿的科学精神(求真)、又体现从人文知识中酝酿的道德精神(求善)和艺术精神(求美)的医疗人才;培养真正践行“医疗行善”的医疗人才!

    与此同时,人们对医生“多面手”的要求也不绝于耳。世界医学教育会议在1998年8月通过的《爱丁堡宣言》明确指出:“病人理应指望把医生培养成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生,而不再仅仅满足于治疗疾病。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更是起草了“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医学生毕业时应具备:对医学的认识及医疗实践的能力包括对基础、临床、行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理解,其中包括与医疗实践相关的公共卫生、人口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态度和临床技能(诊断确定、操作程序、交流技能、疾病治疗与预防等),以及进行终身学习和在职进修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也对医疗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21世纪的医生,应是优秀的卫生管理人才,病人的社区代言人,出色的交际家,有创见的思想家,掌握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知识的专业医师和努力终身学习的学者。”由此看来,现代医疗所要求与呼唤的医生,首先是用“心”与患者打交道的作为社会学者的医生!

二、西方发达国家医学教育的经验

    总的来讲,西方发达国家医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他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人文修养教育,也非常重视对医学生开设人文学科的课程。

    西方观念中,自古就认为“人文教化”可以提高人口修养和德性。早在公元前5世纪,为了培养人的德性,希腊人就开始在智者运动中对成年公民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比如,雅典政府把戏剧作为对公民实施德性教化的一种活动,在戏剧中强化公民的集体意识,体现公民的权利。在青少年中,则实施荷马史诗和音乐的教育,通过英雄主义和艺术教化来提升学生的德性,培养丰富的个性和完善的性格。古希腊的这一人文教育传统被古罗马继承,西塞罗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系统的Humanitas(一种培养自由公民的教育大纲)。这是一种面向精英、培养精英的教育,包括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和数学等学科。由此可见,通过“人文教化”可以提升人的“德性”是古希腊人对人文教育的理解,也成为了西方的传统。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进入了高科技时代,要防止、克服、削弱高科技可能带来的非人化后果,更加有必要大力发展人文文化、强化高科技时代的人文文化、重视人文教化、关怀人生的终极意义,弘扬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提高医疗人才的整体文化素养、道德水准和审美能力。

正是沿袭了人文教化传统,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是不分文、理科的。比如德国的高中教育,课程被分为文科类、社科类、数学和自然科学类。学生要从这三类学科中分别选取感兴趣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时,必修课还包括宗教和体育。

    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学制较长(有的采取四年大学本科后的四年医学教育的八年制,有的实行预科两年医学院五年的七年制或普通教育两年加医学专科四年的六年制),这样可以保障医学生形成足够的医疗知识和人文知识体系基础、受到足够的技能训练并达到心理人格发育的相对成熟。在课程设置方面,人文社科类课程很受重视,占所有课程比例为:美国、德国达20-25%;美国、日本达10-15%;法国12.34%具体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医学院协会于1982年要求将医疗有关的伦理学和行为科学纳入医学院的课程体系中,增设心身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课程,扩大选修课程,从而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有关健康、社会和医生并以问题为基础的社会人文科学课程体系。

三、我国医学教育制度的缺欠和建议

    众所周知,我国的医务工作者绝大多数是单向度的,即只具有医疗知识,缺少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与我国单向度的医疗教育制度和单向度的医疗准入制度分不开。

    事实上,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的医学生就接受了单向度的“科学教育”。受苏联影响,我国从1977年就开始了高中伊始的文、理分科教育。虽然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大声疾呼:“高中阶段应取消文理分科!”直到今天,这种“瘸腿”的教育还在推行中。过早地文理分科,让属于理科的医学生从高中就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致使他们知识面过窄,缺少最基本的人文知识,于这样贫瘠的土壤中当然滋润不出人文精神的硕果(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长此以往,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将成为一句空话;而没有知识与人格全面发展的医生,哪里来关注“全面的人”和“人之全面发展”的医疗?

    同时,在医学生的大学教育中,我们虽然已经开始重视在传统的单向度的医学知识教育基础上增加一些人文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课程设置,但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首先,众所周知,与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相比,我们的医生绝大多数是“速成”的。事实上,对于医学生来说,在5年期间读完所有的医学课程已经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作者学医出身,对此深有感触),故当前情况下,再给他们增加太多的负担显然不太现实;其次,现阶段的人文学科走进医学教育还是在学者的呼吁和部分院校较有远见的领导的推动下自发自愿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政策或法规上的支撑,故推行力度还不够大;再次,我们还缺少开设人文教育课程的经验,因此,针对“开什么课程?”“怎么开?”“谁来开?”“哪个阶段开?”等问题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阶段。

    因此,希望我们的教育机构从根本上取消文理分科,这关系着民族素质和民族修养,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和中国人的未来;同时,也希望作为医疗科技人才之培养机构的大学,在重视教授医疗知识的同时,尽量提供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例如,增加一些诸如科学史、文明史、哲学、文学、艺术、神话等,它们以不同形式诠释世界的意义,是对人之自身超越性的发掘与描述,可以引导医学生对善与美的追求;增加一些交叉学科,如医学伦理、医学法律、医患关系、医患沟通、卫生经济等,且将这些课程设计得尽量与医疗实践相结合,对学生今后的医疗活动起到直接的引导作用。总之,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医疗工作者对人类自身增添一份敬畏与忌惮,使得他们在工作中不至落入唯科学主义的简单思维模式而丧失科技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理性和清醒;最终将人文的光辉、温暖和意蕴带入他们自身的医疗活动和科学研究中。

    在医学院校中顺利增加人文学科和交叉学科等课程的设置必然有赖于以下两个关键环节:大学学制的延长与政府政策和资源支持。在当前这样局促的学制下,即使增加了人文与交叉课程,或蜻蜓点水难以止渴、或学生负担太重难以吸收,效果难以达到,是不科学的做法。因此,吸取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学制经验,将5年普遍延长至7-8年是当务之急,也是医疗活动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政府需要通过政策方式推动人文课程的设置,使之由现在的“自发自愿”变为“必须”,并为此针对性地增加对大学财力、人力的支持,因为这实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于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资本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重要的因素,对此花大力气是值得的!

    同时,医疗执业资格的单向度要求也要做出调整,执业门槛应作相应的提高:增加医学人文知识的题目,并学习美国的经验,对医学生医患沟通的实际能力予以考察。

    总之,医疗这一“仁术”当然地要求医务工作者既是丰富精深的医疗知识的拥有者,又是“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善待生命”之医学人文精神的践行者;同时,医患关系信赖纽带的重塑呼唤富有人文素养的医疗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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