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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昱cn的医学人文-法律与伦理

从“生物性医疗”到“人的医疗”再升华到“艺术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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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教授。特聘教授。生命法与伦理中心主任。医学、法学、哲学专业背景。著有《器官移植立法研究》、《医疗的人文性——法律及伦理之视角》。近期听闻接连的伤医事件,震惊与心痛,很多话如哽在喉。深感以理性的交流获得理性的理解和回应是医学人文工作者的责任,因此开此博客。一点推力一点火光或还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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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二十二)一个审判:三论医疗的人文精神  

2013-11-20 17:32:55|  分类: 呼唤理性医患关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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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二十二)一个审判:三论医疗的人文精神

              ——对人之主体性的确保

摘自《医学的人文性——法律及伦理之视角》,天津科技出版社,2009:33-36

蔡昱

   

    在考虑生命、科学和法律的相关问题时,不禁使人想起15世纪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虽然它的主题是描述围绕人肉审判的人世观和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对立,然而,其中的法学因素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故事的情节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再赘述。其中主要人物为:基督教徒安东尼奥、鲍西亚和犹太教徒夏洛克,而后者因其吝啬、恶毒及对法律的熟知,显然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他们之间的关联事件为“切割人肉1磅用来抵偿借款的契约是否有效。”

    众所周知,作为法官登场的鲍西亚用巧妙的法律解释化解了夏洛克的谋杀,但首先,她宣布“这约上所签订的惩罚,于法律条文的含义并无抵触”,却没有像当今的法官那样直接宣布“这个契约以人肉为标的,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因此无效。”究其原因,我们知道,“契约必须遵守”这一罗马法的格言是当时社会不可或缺的法律命题,在“契约即法律”的时代,法学家是不能随便宣布契约无效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之主体性尚未确立,人尚可成为权利的客体、契约的客体。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人才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并担负了作为权利主体的职责,人之主体性才真正确立起来。

    人肉审判和医疗有什么相关呢?如今,在现代化的医疗中,我们面对这样严峻的趋势:病人面对的不再是详尽而贴心的询问和望闻问切的体察,取而代之的是冰冷无声的仪器设备;治疗也省去了安慰与关切,完全演化成化学元素对细胞代谢的影响和作用。于医生眼中,病人已经被抽去了其人格属性,或是演化成检查报告单上的数字或影像,或被看做多个部件协同作用的机器,而医疗的作用则是将损坏的部件整修甚至更换,使机器可以重新运转。人体器官仿佛也可以随意拆卸与组装,甚至明码标价。一句话,于现代化的医疗中,病人面对着失去人之主体性而被物化或客体化的风险。

    于哲学层面上,此种现象被解读为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分裂所引起的“见物不见人”之异化。也就是说,当自然科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与原则被盲目扩张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又偏离了人文精神时,则会产生人之物化的危险倾向。例如,医疗在对人自身的分析中,常常只使用生理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解剖和说明。然而,人之个体是“生物,心理、社会、精神”高度综合的存在,作为完整意义存在的人不可能被还原成无生命的东西,它的心理、精神、灵感、意志、情感等都是医学无法解剖的。同时,正是这些不能剖析与量化的因素不仅反作用于人之生物存在,并且给予人生以意义与美感,它们不仅使我们可以摆脱物质现象对我们的奴化,而且能够使人获得超越于具体生活的意义,把生活综合为一以贯之的不断向善跃进的整体。

    对人之主体性的确保是医疗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它来源于人文精神所要求的对人之“社会性”和“精神性”存在的照护。毋庸讳言,作为“生物、心理、社会、精神”之“整体的人”之幸福和全面发展是医疗的终极目的,是医疗人文精神的视点。同生物性与心理性存在一样,人的高级存在形式—社会性和精神性存在的健康和发展同样是医疗关照的对象。

    具体地,人之“社会性和精神性存在”的幸福和全面发展对医疗的要求,也就是说,医疗对人之主体性的确保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保障医患平等。主体性思想在私法领域的体现之一是平等的主体制度。“对于平等的尊重,基督教的理由是,所有的人都同样是上帝之子;康德的论据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自由和理性的意志,都是目的王国的成员。有些人则提出,此乃所有人共有的经验特征,这就为平等地尊重他们提供了基础。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不论基础是什么,他们应该被尊重为人这一原则,意味着它们应该平等地受到这种尊重。”民法中,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是通过特殊的法律技术以赋予权利能力的方式对主体资格进行确认,并由此从具体人格中提炼出抽象的法律人格而实现的。这本身便反映了主体平等的观念。毋庸置疑,医事法对医患法律关系为私法关系及患者为医患法律关系主体的确认,其本身就体现了医患平等的观念,从而排除了医生传统上的父权式的包办特权。

    其二,保障患者的自由。“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实实在在的。”由此可见,主体性原则蕴含着思想和行为的自由,而自由在私法领域内集中表现为私法自治。“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自主的,就是说,并非他人意志的工具或对象,或独立于他的意志的外在或内在力量的结果,而是他作为一个自由的行为者所做出的决定和选择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就是自由的。它的自主性就表现在这种自觉的决定和选择之中。”而这种私法上的自由在医疗行为中集中表现为患者的自主决策权。

    其三,保护患者的权利。主体性思想与权利的拥有紧密相连,而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便是享有权利的前提。同时,人是权利的主体,拥有权利是人之社会性生存的重要方面。因此,要求医疗活动中全面保障患者的权利,尤其要重视保护患者的人格权,使患者不至沦为“物”的地位。这些权利不仅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更包括隐私权、知情权、自主决策权等,这是护卫人之尊严、保障生命人格之独立性、自主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需要。

    其四,监视“货币”这一特殊物对人之尊严的贬损。黑格尔认为,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作为权利客体的只能是物而不能是人。在近现代社会中,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永远不可以拜倒在权利客体的“物”之下。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货币”这一特殊之物对人之主体性之冒犯,不允许将人及人之身体的一部分当做物来交易,禁止一切贬损其价值的行为和妄想。这是当代医生及医事法与医学伦理工作者最重大的职责之一。

    其五,关照人之超越性。人的精神性存在决定了人文精神的超越性和人的超越性,即超出生存意义的追求。它根源于人类对于真善美生活的价值追求,又超越于实用理性和当前功利之上,反映了人类本性中形而上追求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人的一种自由的本真精神,即超越于各种现实的、外在东西的束缚,构筑人类精神世界。因此,无论受制度束缚的宗教,还是非制度性的人之高度精神性的追求(如共产主义信仰)都是我们于医疗中应当尊重的。

    总之,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存在更加要求医事法中人文精神的洋溢。如果说,社会与精神是人之重要的生活方式,则显然,人文精神是医疗和法律中不可丢弃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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