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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昱cn的医学人文-法律与伦理

从“生物性医疗”到“人的医疗”再升华到“艺术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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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教授。特聘教授。生命法与伦理中心主任。医学、法学、哲学专业背景。著有《器官移植立法研究》、《医疗的人文性——法律及伦理之视角》。近期听闻接连的伤医事件,震惊与心痛,很多话如哽在喉。深感以理性的交流获得理性的理解和回应是医学人文工作者的责任,因此开此博客。一点推力一点火光或还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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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十六)——医疗行善与患方自主(有感伤医事件)  

2013-11-13 18:17:41|  分类: 呼唤理性医患关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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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十六)——医疗行善与患方自主(有感伤医事件)

蔡昱

《整体、多元与和谐的医学人文新视界》,《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1期

 

    在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实践中,带给我们最多思考、最多困惑的宗教当属耶和华见证者了——他们因为害怕沾染他人的罪恶而不愿接受救命之输血。世界上大部分的判例都承认和支持了耶和华见证者们不接受输血的自主决策权,例如,美国的马立特诉舒曼(1990)案中,身为耶和华见证者的原告因车祸入院,当时已经昏迷。人们在她的皮夹中发现了不接受输血的声明,然而,医生还是为她进行了救命的、而又违反其意愿的输血,结果医院败诉(参见Alasdair MacLean,2004)。

    更为著名的为发生在日本的知情同意案例——病人(花子)基于宗教信仰(Jehovah's Witness)拒绝接受输血案。案件的原告名为花子,是一名耶和华见证者(一种特殊的宗教,在医学伦理学和医事法学中非常有名,因为他们由于特殊信仰的原因不愿意接受哪怕是救命之输血)。象其他的耶和华见证者一样,入院时,花子便向医生声明自己因信仰而不愿接受输血。不幸的是,医生在花子的肝脏上发现了一个肿瘤,因此需要手术。众所周知,肝脏是储血量很大的器官,故肝脏手术常需要输血。在术中,医生同样为花子进行了救命的输血。术后,苏醒的花子非常痛苦,以侵犯自己的自主决策权为由将医院与医生告上法庭。审判此案的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2000年2月29日的判决认为,“在本案中,医生为了切除病人的肝脏肿瘤而为病人施行手术,其目的是维护病人的生命及健康的权利,是医生基于自己职业而应尽的义务。但是,当病人认为输血违反自己的宗教信仰,明确表示拒绝时,病人的这种意思决定权作为人格权的内容之一应该得到尊重。”由此我们看到,法庭支持与维护了花子不愿输血的自主决策权(参见赵西巨,2008)。

    此判决引起了医院和医师们的困惑,他们不禁要问,“是病人的生命权重要,还是他们的自主决策权重要?”、“病人的生命权难道不高于信仰应优先予以保护吗?”、“医生不是要行善吗?”、“医师的行善原则和患者的自主决策相冲突时该怎么办?”实际上,这些也是在医疗实践中医师们面对知情同意案例时经常难以厘清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讨论这些问题的基本根据与出发点,即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之存在决定和要求了医疗实践和医事法律中人文精神的洋溢。如果说,社会与精神是人之重要的生活方式,则显然,人文精神是医疗和医事法律不可丢弃的内核。因此,我们试着引用“整体观、多元观、和谐观”之分析视角探讨这一问题。

一、整体观下的解析

    首先,整体观下,医疗和医事法所关照的“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精神”之不同层次的整体的、高度综合之存在。作为生物存在的人,他有健康与生存欲望;作为心理存在的人,他有情感需求;作为社会层面存在的人需要的是权利;而作为最高层次的“精神性存在”的人,其本质属性是他所具有的超越性,即超越于各种现实的、外在东西的束缚,构筑人类精神世界。受制度束缚的宗教、摆脱制度束缚的人之高度精神性之追求,如共产主义信仰、如所有人类对真与美的事物之本心本性的欣赏与追求都是此种超越性的体现。正是有了这些超越性,我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和美感,也正是这种超越性,才将我们的生命综合成一以贯之的向真、向善、向美的进程。而洋溢人文精神的医疗和法律没有理由对这一人性之最具灵性与神性的追求怠慢与漠视,至少,它与人之生物存在的生存要求同样合情、合理、合法。因此,耶和华见证者的宗教追求应该得到人性医疗的照护。

二、多元观下的解析

    其次,以多元观视之。在这个已然多元化的社会中,医生、家属、患者这些“价值异乡人”之相处,必为以各自均为“理性人”为前提和对话平台,相互尊重、互不侵扰,不以自己之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价值观。因此,生命与超越孰轻孰重,只有耶和华见证者患者本人才是决定取舍之自主决策权的主体,家属或者医生均不可为患者代行利益权衡(哪怕是关系生命的决策)。同时,患者的自主决策是必须尊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理性人,他可以做出使自己总福利最大化的选择,而不是生物福利最大化的选择。而对于和谐与宽容的社会,我们应该允许别人持有这样的价值观:超越高贵于生命(如耶和华见证者就认为保持血液的纯洁性重要于生命的延续),而无权评价与干涉。

三、和谐观下的解析——行善即使尊重患者自主 

    再次,在和谐(自主)观下,医生所行之“善”必须为耶和华见证者患者所认为的善,而非医生自己认为的善。医疗行为只有得到耶和华见证者患者自身价值观的首肯,才能成为对其有用的善。医生、家属和他人都不可以以一己的价值尺度为患者做价值权衡,除非患者自己不能决策。因此,尊重耶和华见证者患者的自主决策就是行善!

    由此可见,法院尊重耶和华见证者之决策的判决并没有错误。同时,我们也挑战了“生命是人的最高利益”之伦理规则,也即,当患者具有自主决策能力时,他(她)有权选择放弃生命,其自主决策应该得到尊重。故当患者具有自主决策能力时,患者的自主决策权才是其最高利益。

    自由是人性的核心部分,是人性的本质规定。对此,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参见马克思,1995)。”美国学者罗勃特.韦斯更是以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为界,将医学伦理分为“旧医学伦理”和“新医学伦理”,而后者的特点之一为:病人的福祉只为原则之一,病人的自主性更为重要(参见龚赛红,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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