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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昱cn的医学人文-法律与伦理

从“生物性医疗”到“人的医疗”再升华到“艺术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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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教授。特聘教授。生命法与伦理中心主任。医学、法学、哲学专业背景。著有《器官移植立法研究》、《医疗的人文性——法律及伦理之视角》。近期听闻接连的伤医事件,震惊与心痛,很多话如哽在喉。深感以理性的交流获得理性的理解和回应是医学人文工作者的责任,因此开此博客。一点推力一点火光或还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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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十二)从笃信到诚信—现代医患关系的产生(有感伤医事件)  

2013-11-10 10:12:30|  分类: 呼唤理性医患关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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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理性医患关系(十二)从笃信到诚信—现代医患关系的产生(有感伤医事件)

  摘自《医疗的人文性——法律及伦理的视角》,天津科技出版社2009:50-52

蔡昱

 

    现代医患关系产生于医患信赖的消解和病人权利的觉醒。其本质为医患间契约型的平权关系,并以“知情同意”为鲜明特征。其实,现代医患关系是与知情同意原则相伴相生的,也就是说,现代医患关系的产生史,便是一部“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史。 

    同时,作为民法的“帝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必然成为法律对医疗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医患双方都要以善意的动机来从事医疗活动,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做到善意、诚实、公平与信用。

一、现代医患关系的渊源与流变

    现代医患关系滥觞于Aesculapirus(古希腊的医神)式的医生权威下的医患关系(参见王云岭,2001),即产生于传统的、主动——被动式的、父权式的、希波克拉底式的医患关系。此种传统的医患关系本质上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神与人,圣人与人,星宿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医生崇高伟大,有绝对的权威,而患者则蜷缩在医生的光环下弱小无知,绝对地服从。这种医患关系的维系纽带便是崇敬与笃信下患者对医生的完全信赖,表现为希波克拉底式的医生以自己之价值尺度为患者“包办”式的“医疗行善”和患者将医疗之事毫不怀疑毫无保留地托付给医生。它以中世纪经院医学中作为神学家的医生们和他们的患者之间带有神圣韵味的关系为典型代表。由此可见,“Aesculapirus式的医生权威”和“父权式医患关系”中永远孕育不出知情同意的硕果。

    那么,事情又是如何发生了变化?现代医患关系和现代意义的知情同意又是如何产生与成型?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医患信赖的消解和患者权利的觉醒。

    具体地,医患信赖的丧失产生于两个原因:

    首先,19世纪以来,医学彻底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产生质的飞跃,许多疾病的发病机理得到了阐明,很多疾病的治疗也很大程度上由对症和经验转换为病因治疗。尤其20世纪已降,医学进入了现代化阶段,真正起到了保障人类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延长人类寿命的作用。而在现代化的医疗中,我们却面对这样严峻的趋势:病人面对的不再是详尽而贴心的询问和望闻问切的体察,取而代之的是冰冷无声的仪器设备;治疗也省去了安慰与关切,完全演化成化学元素对细胞代谢的影响和作用。于医生眼中,病人常常被抽去了其人格属性,或是演化成检查报告单上的数字或影像,或被看做多个部件协同作用的机器,而医疗的作用则是将损坏的部件整修甚至更换,使机器可以重新运转。正是这种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分裂所引起的 “见物不见人”之异化导致了医疗忽略了患者的人格属性的倾向,最终使患者开始对医生产生疏离、不信任和不满。

    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医生不顾医生的基本道德,参与了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他们将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持不同政见者和痴呆者用于医学上的人体实验,如高原缺氧、冷冻、故意感染病菌等,导致许多人死亡,即使有少数活下来的,在实验结束后也被处死,参见徐宗良,2001);此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在医学研究和新药开发中虐待被试验者的事件(1958到1968期间,美国遭遇了一系列臭名昭著而又令人发指的发生于医学研究中的伦理事件:如,22名老年住院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注射活体肝癌细胞以便观察人体免疫系统的反应;州立疗养院中智障儿童被故意染上肝炎病毒以便研究肝炎的自然病史;400名黑人男性梅毒患者在数十年里仅仅被给予安慰剂以便观察梅毒的自然演变史等等,参见田冬霞,2006)。这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终于,医生的神圣光环暗淡了,医生从圣人变成了人。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要求确立患者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最熟悉的便是美国国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利运动,而人们所谋求的权利多数都与健康问题有关,如生育子女的权利、终止妊娠和避孕的权利、得到有关医疗和健康情报的权利、享受诊治的权利以及在人体试验中被试验人的权利等。这些权利运动说明患者已经在对医患关系进行反思后对自己的权利有了觉醒和斗争!患者由“小而愚”的人变成了“理性人”;由“小而愚”的人变成与失去神圣光环的医生平等的人!

    这样,失去了信赖基础的父权式的、希波克拉底式的、传统的、主动——被动型的医患关系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被共同参与式的平等的现代医患模式所代替。而这种平权关系最终必然纳入民法的慈祥目光,为契约所规制。在私法自治的理念下,现代意义的知情同意便呼之欲出了。

    由此可见,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或自我决定权的兴起,是对传统的主动——被动式医患关系模式(父权主义模式)的否定。在新兴的、现代的、共同参与的、平权式的医患模式下,回复为“理性人”的医生具备了凡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故当医患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便有可能侵害患者的权利。而知情同意原则赋予了患者对发生于自身的医疗活动行同意、拒绝或选择的权利,患者由此得以参与到医疗过程中,从而确保医生之医疗行为的正当性,防止其权利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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